要害詞：老舍 手稿
近日，北京人藝演出賀歲開年年夜戲——由院長馮遠征和青年導演閆銳執導的《正紅旗下》。這部改編自老舍遺著《正紅旗下》的京味戲劇，開演之后濟濟一堂，成為叫好又叫座的佳作。
《正紅旗下》聚焦于諸多汗青風波中的大人物，刻畫了衰敗“八旗後輩”如許一個特別群體，浮現了清王朝年夜廈將傾之際的洶涌暗流。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更是老舍“揣摩了差未幾一輩子”（舒乙）的血汗之作。老舍曾婉言，這部小說寫得太苦——苦，是由於這部作品承載著他終生的心愿，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都要反復斟酌。那輾轉的思路，跋涉的腳步，就躲在一沓未完成的手稿里。
寫作《正紅旗下》時期的老舍
8萬多字的手稿
您宅上一張寫字臺，左中右三個抽屜，居中阿誰，您危坐一拉便開，最隨手拿一沓文稿——那該是您最重視、最專心的一件工具了。
北京市東城區燈市口西街豐盛胡同19號“丹柿小院”，其北屋的一間書房里，一張年夜理石桌面的寫字臺中，恰是有如許一份主人至為保重的物件——《正紅旗下》手稿。不錯，這是老舍師長教師的作品。
1961年末，至遲在1962年初春，老舍開端了這部長篇小說的寫作。1962年3月在廣州舉行的全國戲劇創作會議上，陳毅副總理作長篇陳述，主意撤消“資產階層常識分子”這一“帽子”，號令作家們要積極自動停止藝術創作。老舍會上講話，流露本身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這是想了好久的事兒了，只不外是寫得很慢很慢，一天只得幾百字，連每一個標點符號都要想好久……這是他第一次向外界亮出本身這部小說的寫作“停止時”。
老舍寫小說的速率怎么樣？且看：
——1936年9月，《駱駝祥子》在上海的《宇宙風》雜志第25期開端連載，至1937年10月第48期載完，全書24章，21萬字。
——1944年，《四世同堂》開端分部寫出，《惶惑》《偷生》《饑饉》三部計100萬字，至1948年完成。
以上兩項工程也都是小說。可見在老舍的筆下，一年20萬字可所以“手到擒來”的。這還沒把他大批的其他寫作算出去。
可是，這部《正紅旗下》卻迥然分歧。就估摸他是1962年動筆吧，哩哩啦啦，一向到風暴驟起的1966年夏，四年多的時間，他老是將這份“重稿”“要件”慎重其事地置于中屜。在“中國作家協會”綠方格500字的稿紙上，他從第一行長篇小說標題《正紅旗下》、簽名“老舍”寫起，第二行是章題“（一）”，第三行“假若我的姑母和我年夜姐的婆婆此刻還在世”開筆，到第十一章最后一行“這里的擺設都是洋式的，洋鐘、洋燈、洋磁人兒……地上展著洋地毯”止，樸直整潔的正書鋼筆字，每頁的右上角在“第×頁”處，規行矩步地從“1”按碼寫到“164”——如若統計一下，這是實打實的8萬多字。
《正紅旗下》手稿一頁
多半輩子的夙愿
老舍動筆寫《正紅旗下》是在1962年頭，但關于這一題材的構思，即要寫部自傳體的長篇小說，經由過程對一小我和他的家庭的敘寫，來反應平易近族的年夜汗青的設法，他曾經是醞釀或說“預謀”多時了。老舍的結把子兄弟、說話巨匠羅常培說，這一夙愿他在年青時就縈縈于懷中。老舍的兒子舒乙干脆說，父親的這預計，“他已揣摩了差未幾一輩子！”
看《老舍年譜》，1937年1月1日，老舍的長篇小說《大人物的自述》（這便是他動筆寫長篇自傳的一個開端）在天津一個刊物《方船》上頒發。大師從時光點上可以想見，時局漸變，老舍不得不中止這一寫作。倘不是后來研討者在戰鬥的灰燼中網羅，北京的《國民文學》雜志也不成能于1979年的3月刊載這已被煙塵籠罩的舊作。這么說來，老舍從1937年啟動寫自傳起，到他1962年從頭拾起寫自傳的實操，中心顛末了二十五年。固執一念系心中，終極是周恩來、陳毅他們鼓蕩的東風，使老舍埋在心底的愿看之種，重又萌芽。
按年方64歲的老舍的膂力與筆力，他留在抽屜中的這164頁稿子，應當說是1962年內的結果。他此次的寫作，是非分特別慎重其事，專心著意，穩妥匍匐，可謂是跌跌撞撞地寫啊，寫啊……但是，“1963年頭……在文藝界掀起了一股歪風……（老舍）不得不中斷了他正在創作中的長篇小說《正紅旗下》……”（《老舍材料考釋》）。
那么，說老舍1962年寫《正紅旗下》是“穩妥匍匐”，詳細上是什么情形呢？舒乙先容說，是寫得很慢很慢，天天所得甚少，大要是幾百字吧，老北京土語中是一種“咕容”（像蟲子蠕動的樣子）的狀況。歸正看時局這書未必出得了，趕著寫出來計日而進是年夜可不用了。這么說來，即便是一年寫究竟，這164頁也盡不算少了。
先讀后改 商討“磨琢”
老舍此次寫《正紅旗下》，汲取了他為北京國民藝術劇院寫腳本的經歷：把文本朗誦給熟習北京說話的伴侶們聽，看能否文通字順，能否朗朗上口，然后再停止修正。這對老舍講座場地來說是有求于人了，是勞煩大師了；可對世人來說，聽老舍朗讀本身的作品，也天然是一種享用。兩邊都甘願答應，心思上都舒坦，所以在老舍家餐與加入“朗讀會”，不啻于一次主要的視與聽的享用。那時，從位于南河沿皇城紅墻根北側霞公府（今彤霞公寓一帶）的市文聯辦公地，到燈市口西迺茲府（原稱奶子府，明清時宮廷中奶媽之所居處，今燈市口西年夜街）的老舍居所，不外一站路的間隔，文聯的任務職員到舒師長教師家往，平常事也。有一次，文聯副主席趙樹理到主席老舍家，忘了拿他不成離身的煙袋鍋了，到廚間挑了個圓滔滔的年夜土豆挖空做鍋子，又找了個舊羊毫桿兒當煙嘴捅進“鍋子”里，吧嗒私密空間吧嗒抽得美滋滋！
老舍的聽客有一位“要人”——他是住北邊安寧門城墻根下五道營胡同的金受申。北京通！《北京話語匯》即他的代表作之一。老舍把小說讀給金受申聽，然后聽對方再掰扯此中該“磨琢”的處所，風俗啦，詞語啦……兩人“磨琢”得非分特別對勁。老舍也是性格中人，給人家念本身的作品吧，經常是自己先受激動了，不覺“大吹大擂”：這兒好！得勁！
朗誦給他人聽，順應“耳官”，這是“嘴皮子”工夫。作為一個多半輩子走過去靠“筆桿子”謀生的人，老舍更重視的是筆下寫就的結果，過“眼官”的查驗。朗誦后，還得在紙面的方格子上反復修正，斟考慮酌，切商討磋，磨磨琢琢……“好句三年得，一語淚雙流”，寫詩人自道甘苦；老舍的這小說當然不是詩，但他對好幾位伴侶說過，我寫得好苦，好苦！
手稿中的“下品”
掀開老舍的手稿，確切可以看到如舒乙所述，它一直是作者本身的手跡（一些話劇腳本曾請秘書幫抄過），就是那么一向究竟嚴守500字小綠格，端規矩正、規行矩步，一字一字地寫上去。遇有修正的處所，舊的，用鋼筆水結結實實地涂失落（讓你無法辨識出本來是什么字），然后再非常專門研究地勾線，在空缺處寫上改后的文字。對于作者手稿后期任務的出書環節，編纂職員，排錄職員，校訂職員，面臨如許的稿子都是一件幸事。舒乙說《正紅旗下》手稿整潔干凈而美麗，是手稿中的下品、藝術品、收藏品，這是“不雅千劍而識器”的行家之論。說其實的，不端的小樹屋地親身翻一下這件手稿，您對這些評述的感到總仍是不落實，踏實想象。
空泛說沒有興趣思，試舉例以明之：
1）手稿P3上，原“也有餓逝世的、凍逝世的、和殺逝世的”，改“也有餓逝世的、凍逝世的，和被殺逝世的”。
2）P7原“歸正姑母過得怪舒暢”，改“歸正姑母的日子過得怪舒暢”。
3）P148原“皇上召見他，他大要就須用這種話回奏”改“皇上若是召見他，跟他商討點國度年夜事，他大要就須用這種話回奏”。
4）P155原“……被寵若驚，樂得立不住了”改“被寵若驚，樂得連腿都有點發軟，簡直立不住了”。
改標點，改字，改詞，改句子……如許的改處，四百處也有吧！
不是說老舍“大師”“文章泰斗”改稿有多“神”多“圣”，他之所斟酌的“眼兒”，我們在寫作中也多有相似。葉圣陶曾留下《作文修改二十例》，把《正紅旗下》當修文改作的范例來讀，您自當會獲教。
還有一點，老舍在原稿上的修琢，也并非只限于個體字句——他還成行連片甚至是成段落地“推倒重來”呢。他的措施是沿著魯迅、周作人“精工巧作”的這一路而重來的：把“推倒”那一片先橫格豎行數明白，在另一張空缺稿紙上照著剪下一塊，然后重書改文，再警惕翼翼將“補丁”貼回到原行原格的地位，橫程度，豎齊線，不細心盯著看，你簡直發明不了這塊“整容”！《正紅旗下》手稿164頁，疇前到后粗檢一遍，我至多數出了作者有七處如許剪貼的陳跡。這是什么精力？是作者穩重地看待本身的作品，慎重地呈給未來的讀者，如許一種嚴以責己、敬以奉世的精力。稍再思之，我們的古來先賢，相似如是地留給人人間優美藝術品般的手稿，不是屢屢可見的嗎？
筆者幾十年來務編纂業，《正紅旗下》樣的稿子幸遇屢次，心中為尊重的作者點三炷高噴鼻。但也有的稿，你須凝集精力，點亮燈光，把縮小鏡置旁備用，然后才可以伏案開讀的（現在回憶不由舒口長氣）。還有至今收集上的紅人多錦心繡口，妙文聯翩；但也有人匆促連綴，錯誤滿目，還有人把灌音一鍵轉換成文字……作為日常生涯中交通，這自當別論，倘拿這個就當成“文章”了，這還真是不成。寫這些不是要批駁什么人，只不外想再倡導進修祖先賢者的當真精力罷了。
審改《我的前半生》
現實上，1962 大哥舍寫《正紅旗下》時，盡不成能收視反聽。窗外是忽急忽緩、幻化不決的風聲雨聲，聲聲進耳，牢牢牽著他既是一個作家、更是一位文聯主席不克不及不敏感的心。
並且，1962年年中，他還接到介入審改溥儀的《我的前半生》的義務。《我的前半生》，1958年出“油印本”，1959年出“不決本”，1960年出供“外部瀏覽”的“灰皮本”；1962年決議做一次統改，然后由群眾出書社“公然刊行”，于是擴展聘任若干人士來審讀。老舍是作家，且與溥儀一樣同為滿族人，所所以審讀專家之一。老舍的審讀底樣，應當在群眾出書社的檔案庫里。他的審讀情形，群眾出書社時任社長于浩成曾回想說：
老舍是從文字和寫法上提出看法的。他在書上作了文字修正（均勻每頁均有所修正），凡錯、別、漏字及有題目的句子年夜部門作了矯正或批上記號，并且指出可以刪失落的處所。
于浩成還有另一段也是寫老舍的看法：
他以為“全書甚長，似可略刪省——應以溥儀為中間，不宜太多地刻畫他人而忘失落中間。”
老舍的第一層意思，他是個實操者，端的兒地把書稿的字、詞、句“濾”了一遍，這是很費時光與精神的。他的這番操縱，頗近乎于出書社的“義務編纂”等人的辛勞；由於老舍自己對出書營業是熟習的，他唸書稿，天然而然地為文字東西的品質“把”起“關”來。至于本日，我們真該記得老舍為《我的前半生》的出書做過進獻！
老舍的第二層意思，現實上出書社只能保存性地落實。《我的前半生》極具史料價值，溥儀是中間不錯，他身邊的“他人”，其言談運動，也是盡對影響著汗青走向的。從考索汗青的角度讀這部書，人們不嫌“刻畫他人”多，而是只惜這些內在的事務還少。
從這段往事可會議室出租以看出兩點：一、老舍寫《正紅旗下》的1962年，還干了這么一件年夜事。二、老舍的書案上此時辰寫《正紅旗下》，換時辰則改《我的前半生》，在改“遜帝”書時的那種當真講求、不留瑕疵的幹勁，也成為他嚴厲請求本身作品的立場。
《四世同堂》手稿一頁
聽舒乙說“正紅旗下”
2014年夏，我陪舒乙往噴鼻猴子園看噴鼻山寺（在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鬥中被焚毀）的復建工程——他對這一工程頗為上心，大要工程兩三年前啟動后他來過很多次。車過頤和園北青龍橋，駛上了“廂紅旗路”，路邊的年夜院良多，舒乙說昔時為護衛頤和園、圓明園，這里曾有有名的護虎帳、健銳營、外火器營等雄師駐守。指著街邊藍底白字的路牌，他說：“‘廂紅旗’，記得還有人寫成‘噴鼻紅旗’、‘鄉紅旗’什么的！”“音對了就得，大要可以有好幾個同音字，甚至諧音字。”我倆配合想著，沿著這條思緒舉了幾個例子：中官村——中關村、豬市口——珠市口、雞市口——吉市口、劈柴胡同——辟才胡同、王孀婦斜街——王廣福斜街……
“可是，說‘廂紅旗’，常用話里有‘配房’、‘正房’這么個詞，也有人認為有‘正房’與‘配房’如許相配呢，這么一說‘廂紅旗’，人家就認真以為應有‘正紅旗’了！”舒乙說起來很當真，“實在老舍的《正紅旗下》，此中的讀音是‘整’的。”清代有八旗：正黃旗、鑲黃旗、正白旗、鑲白旗、正紅旗、鑲紅旗、正藍旗、鑲藍旗。這里邊的“正”，是旗子色彩為“全部兒的”意思；“鑲”是旗子色彩為“鑲了邊兒的”意思。“整”用了減往不少筆畫的“正”；“鑲”用了同音字的“廂”。分歧的汗青佈景下，人們為了簡化——削減筆畫，或許將就了粗略草率——是那么個音就得，于是形成了這么個隨便性的狀態。
我們的話題沒完，車已到了噴鼻猴子園門口。看起來，這一會商還可持續下往。
寫作《駱駝祥子》時期的老舍
寫作《四世同堂》時期的老舍
三部手稿的命運
曾有伴侶提出我說說老舍三部長篇小說的手稿，我且按其寫作的先后略述。
《駱駝祥子》，寫于1936年至1937年。老舍用“國立山東年夜學一起配合社制”25字、20行綠格稿紙37張，用“青島荒島書店制”25字、20行綠格稿紙91張，用“舍予稿紙”（下決計制自家名號的公用紙了）28字、26行赭格紙102張，總共是二百三十多張紙，疊成筒子頁后是四百六十幾個頁碼，厚厚的一年夜摞，出書統計上說是十六七萬字，這就是《駱駝祥子》的手稿。全稿為墨色鋼筆字，寫得天然疏曠，中年人的自負和放達油但是現。小說在《宇宙風》雜志連載，時任雜志主編是陶亢德，按那時的“規則”是頒發后原稿也就回雜志社了，所以陶一向是手稿的加入我的最愛者。
《四世同堂》寫于1944年至1945年的重慶。老舍手邊存的是白色豎線二十行的比擬薄的稿紙，用鋼筆寫字，落筆不難劃出洞穴；老舍于是用柔嫩的羊毫寫小楷。諳練的小楷字，蘸濃墨勻實地寫上去，每行約是二十字，如許一張稿紙是四百字，舒乙記得父親一天年夜體上寫四張紙，好比說第一部《惶惑》用稿紙656張，老舍親手把它們訂成了六年夜冊，每冊後面還題了“《四世同堂》手稿第x本”的題目。《偷生》的手稿亦復如是。日寇轟炸重慶北碚，蒼生往躲防空泛，老舍手里什么也沒拿，只是臂間夾了個小布包——其內是《四世同堂》的手稿。編纂家劉以鬯、趙家璧先后出這書，老舍都吩咐他們：用后退還，別在手稿上加什么涂改……想來那時也沒什么相干的法條，這是他們又立的“規則”。老舍這可貴的手稿，2001年被斷定為首批列進“國度檔案名錄”（“首批”共四十多種，它是獨一的文學作品手稿），是為國寶。
《正紅旗下》1962年未完成的手稿，三四年后，為了防止被“抄走”的惡運，家人把它躲在煙筒里、煤堆中，再到他人家，近郊區……終極被完全地保留上去，舒家人把它募捐給中國古代文學館收藏。手稿用昔時時髦的一種“純藍”鋼筆水瑜伽教室書寫，紙面上艷麗都雅，但其滲入性與牢固性不如“藍黑”墨水，手稿的第一頁上因滴落過水滴（淚滴？）而致148字（全頁500字）“洇”了、“漫漶”了。算起來應是1979年3月《國民文學》頒發這部小說之前，一位心思周密且書藝熟練的文士，仿著老舍師長教師的字體，把這頁重又抄了一遍。到古代文學館往，我們會一瞻這部書稿。 （圖片由作者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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