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東方學術界的董仲舒——西文董仲舒研討述評
作者：劉煒華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表，原載《衡水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三月初四日乙亥
耶穌2019年4月8日
作者簡介：劉煒華（1981－），別名劉仁子，男，河北饒陽人，澳門科技年夜學，助理傳授，哲學博士。
摘要：自清季年齡公羊學復興以來，中華年夜地上研討董仲舒的學者代不乏人。東方也出現了一些研討董仲舒的學者、著作，以及《年齡繁露》的譯本。東方哲學百科全書中對董仲舒的介紹也逐漸豐富。通過比較可知，東東方學術界的董學研討具有分歧的特點：東方加倍重視學術自己的價值；東方加倍重視思惟的闡發，台灣包養更易遭到社會現實的影響。為更好地開展董學研討，不單應該加強學者之間、學科之間的交通，更應該加強東東方之間的跨國交通。
關鍵詞：董仲舒；東方；學術界；董學；研討綜述
自清季年齡公羊學復興以來，中華年夜地上研討董仲舒的學者代不乏人，出現了廖平、康有為、蘇輿、鐘肇鵬、周桂鈿等學術大師，他們前赴后繼，為董學的存續和復興做出了不成磨滅的貢獻。除了這些年夜師的作品外，也出現了大批的文章和專著從分歧的角度研討董仲舒及其思惟。
回顧後人的研討結果，可以為以后的研討供給鏡鑒。對于胸無點墨、體量宏富的董學研討更是這般，是以學界有需要對以往研討進行梳理。吳龍燦梳理了一百年以來的董學研討。他總結道：“清平易近之際內憂內亂、平易近族生死而引發文明自負危機，董仲舒哲學研討因儒家傳統成反思和批評的對象而成為熱點。新中國董仲舒哲學研討更具戲劇性變遷。在中華平易近族偉年夜復興中國夢的感化下，曾發揮關鍵歷史感化的董仲舒尤其令人矚目。”[1]李宗桂將中華國民共和國成立后到1984年的董學研討分為20世紀50年月、20世紀60年月和從破壞“四人幫”到1984年三個階段，并總結道這些研討論及“董仲舒的哲學思惟、美學思惟、邏輯思惟外，還論及他的政治思惟、教導思惟、心思思惟、經濟思惟和法令思惟”[2]。林昱冰從基礎研討、研討亮點、研討深度及研討新視角等方面回顧了從1995年到2015年二十年間中國年夜陸學術界對董仲舒《年齡繁露》的研討，并剖析了研討得掉，認為這些研討廣泛觸及了文學、文獻學、語言學、哲學、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醫藥學等多領域，研討內容也呈現出多元化包養平台、多視角的趨勢[3]。高春菊（2010）則回顧了從2000年到2009年的董仲舒研討，她認為這十年的研討“呈現出理論觀點愈加具有創見性、視角愈加新穎獨特、選題愈加精細具體、包養網站領域愈加寬廣的特點，研討者在重視研討歷史問題的同時加倍關注現實問題,不斷推動董仲舒研討獲得新的進展、實現新的衝破”[4]。郝建平（2010）則對從1997年到2009年的董仲舒思惟研討分為政治思惟、哲學思惟、法令思惟、倫理思惟、教導思惟、社會思惟等方面進行了綜述，發現“研討的深度”“在進一個步驟拓寬”[5]。此外，曹迎春（2014）[6]、王文書（2015）[7]、王文書（2016）[8]和郝建平（2016）[9]、王文書（2017）[10]分別對2013、2014、2015和2016年的董仲舒研討進行了綜述。以上的學術回顧，除了吳龍燦的作品觸及了一些海內的董學研討外，基礎只涵蓋了中國年夜陸的董仲舒研討。
東方最早對董仲舒研討進行梳理的能夠是捷克漢學家鮑格洛（Timoteus Pokora）。早在1965年，他就在捷克斯洛伐克東方研討所發行的《東方學文獻》（Archiv Orientalni）上發表文章梳理當時中國、japan(日本)和東方對董仲舒較新的研討。鮑格洛說：“雖然董仲舒的著作中只要一小部門被翻譯為東方語言，但人們不克不及埋怨這位前漢時期的包養留言板哲學家不被經常研討。”[11]
桂思卓（Sarah A.Queen）的《董仲舒研討：歐洲北美新趨勢》將20世紀中葉到20世紀九十年月歐洲北美的董學研討分紅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20世紀中葉到20世紀80年月中期，歐美出書了幾部中國哲學史，此中包括有對董仲舒及其著作的介紹和評價；到七八十年月，董學研討也“由普通性評述發展到了專題研討”。第二階段是從20世紀80年月中期到90年月，東方學者“開始從頭對傳統上歸于董仲舒的史料”進行細致評估，辨其真偽，“也著手于修改董仲舒在漢代思惟構成中所起感化的長期舊有的解釋范式”[12]。但這篇文章很難說是一篇真正的學術述評，它更重要的目標是介紹其著作《從編年史到經典：董仲舒的年齡詮釋學》。
現在，距離桂思卓的文章已經過往了二十年。這二十年中，東方世界又出現了一些研討董仲舒的著作。桂思卓當年的文章也沒有涵蓋東方一切的董學研討著作，有的也只是提到了標題，并沒有對這些著作的內容和觀點進行詳盡的介紹。為了幫助國內學界更好地清楚東方世界董學研討的現狀，本文將對以西文出書的董學著作進行介紹。
一、董仲舒著作的翻譯
董仲舒及台灣包養網其著作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周桂鈿將董仲舒與孔子、朱熹并列為中國歷史上對全社會影響最年夜的三年夜思惟家[13]。但是董仲舒去世兩千年后，其著作才被逐漸翻譯為西文。
曾在華傳教二十年，后在牛津年夜學任中國哲學和宗教傳授（Reader）的漢學家修中誠（Ernest Richard Hughes）在1942年編譯了《中國現代哲學》（Chinese Philosophy in Classical Times）。在這本書中，修中誠摘譯了《年齡繁露》的第四十二章《五行之義》、第二十三章《三代改制質文》、第三十五章《深察名號》、第五十七章《同類相動》和第六十四章《五行五事》[14]。
東方世界最風行的中國哲學文獻選編是由漢學家狄百瑞（DeBary）、陳榮捷（Wing-Tsit Chan）和華茲生（Burton Watson）編寫，1960年由哥倫比亞年夜學出書社出書的《中學原典》（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和由陳榮捷（Wing-Tsit Chan）編譯，1969年普林斯頓年夜學出書社出書的《中國哲學諸源》（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在前一本書中，漢學家和翻譯家華茲生（Burton Watson）負責的是與董仲舒相關的第二部門《帝國時代：秦與漢》。此中，第八章《帝國次序》（the Imperial Order）中“天子的品德領導”（the Moral Leadership of the Emperor）一節摘譯了《年齡繁露》中第十九章《立元神》、第四十三章《陽尊陰卑》、第四十四章《霸道通三》、第三十五章《深察名號》的部門內容；第九章《宇宙次序》（the Universal Order）中“中國歷史的重構”（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History）一節摘譯了《年齡繁露》中第五十八章《五行相生》和第五十九章《五行相勝》；第十章《經濟次序》（the Economic Order）摘譯了《漢書》中董仲舒對漢武帝關于地盤改造的上疏[15]。
在《中國哲學諸源》（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中，陳榮捷將董仲舒的學說稱作“帶有陰陽家特點的儒學”（Yin Yang Confucianism），并且翻譯了《年齡繁露》中第三十五章《深察名號》、第四十二章《五行之義》、第五十六章《人副天數》和第五十七章《同類相動》等內容[16]。
從這三部東方比較風行的中國哲學讀本對董仲舒著作的選編可以看出，這些學者最重視的是《年齡繁露》的第三十五章《深察名號》，其次是第四十二章《五行之義》和第五十七章《同類相動》。可見東方學者當時比較重視的是董仲舒的政治倫理和宇宙觀，對于集中體現董仲舒公羊學思惟的《年齡繁露》前十七章尚未被翻譯成東方語包養app言。
到了1988年，瑞士蘇黎世年夜學古漢語專家高思曼（Robert H.Gassmann）才將《年齡繁露》的前六章翻譯成德文在伯爾尼出書[17]。這是東方世界第一次正式而專門地翻譯董仲舒的著作。此書獲得了Michel[18]和Arbuckle[19,20]的評論。能夠是由于翻譯者本身的知識結構的問題，這個譯本的譯注出現了一些在哲學、史學上的錯誤，某些詞匯翻譯得也禁絕確。但是由于高思曼的篳路藍縷之功，這個節譯本在東方董學研討的歷史上還是占有顯耀的地位。
《年齡繁露》的第一個東方語言的全譯本直到2015年才出現。這個全譯本由康涅狄格學院歷史學傳授桂思卓（Sarah A.Queen）和達特茅斯學院東亞史傳授John S.Major一起配合編譯完成，由紐約的哥倫比亞年夜學出書社出書[21]。兩位譯者均是著作等身的學者，他們對于中國先秦兩漢哲學都有很深的研討，John S.Major還翻譯過《韓非子》一書。英國漢學家魯唯一（Michael Loewe）曾發表對這個譯本的書評[22]。這個譯本對書籍作者的標注比較嚴謹。雖然年夜部門學者認為《年齡繁露》是董仲舒去世后逐漸編纂完成的著作，此中有的章節并非董仲舒所作，或認為沒有充足的證據證明本書所有的是董仲舒的作品，但市道上的年夜部門書籍還是將“董仲舒”標為作者，或許封面上只寫譯注者的名字，最基礎不提“董仲舒”。而正如桂思卓（Queen）所言，“這個文本能夠是從與歷史上的董仲舒有分歧水平關系的各種各樣的資料匯編而成。那種認為此書完整出自這位漢代年夜師之手的說法不應該被接收”[23]。是以，翻譯者既認為本書與董仲舒淵源頗深，又不成能完整由其完成，就采用了一個折衷而嚴謹的提法“歸于董仲舒”（Attributed to Dong Zhongshu），類似于漢語中經常說的“相傳作者為某某”。這個譯本的另一個特點是，它將文章依照主題分紅了八個部門：解經編（Exegetical Principles）、人君編（Monarchical Principles）、政制編（Regulatory Principles）、倫理編（Ethical Principles）、陰陽編（Yin-Yang Principles）、五行編（Five-Phase Principles）、禮制編（Ritual Principles）、天道編（Heavenly Principles）。是以，嚴格意義上說，這是一個編譯本。
二、關于董仲舒的研討
（一）哲學百科全書中董仲舒的辭條
東方對于董仲舒的研討出現在介紹哲學或中國哲學的一些著作中，但這些介紹普通比較粗略。德國漢堡年夜學的漢學家佛爾克（Alfred Forke）在1934年出書了《中國中古哲學》（Geschichte der Mittelalterlich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一書，并對董仲舒的哲學進行了論述[24]。
在1960年出書的《中學原典》中，華茲生（Burton Watson）認為董仲舒是儒家的領袖，是使儒家經典成為官學主體的關鍵人物。漢帝國之所以接收儒家為主流政治學說，是因為董仲舒能夠博采眾長，發展出一套加倍適合帝國當局權要系統的學說[15]。
東方第一部年夜部頭的哲學百科全書是1967年由Paul Edwards主編，麥克米蘭公司出書的《哲學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此書支出包養故事了由柳亞子師長教師的哲嗣，時任印第安納年夜學東亞語文系創系主任的柳無忌（Liu Wu-Chi）撰寫的“董仲舒”（Dong Zhongshu）辭條，該辭條中提到了董仲舒的“奉天法古”和“天人感應”思惟，認為董仲舒的學說有利于把持統治者的執政不當。2006年，此書重版時，柳無忌（Liu Wu-Chi）撰寫的內容還一如舊貌[25]。東方別的一部比較主要的哲學百科全書是Edward Craig主編，1998年出書的《勞特利奇哲學百科全書》（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這部百科全書支出了加州年夜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漢學家戴梅可（Michael Nylan）傳授撰寫的“董仲舒”（Dong Zhongshu）辭條[26]。
更專門的McGreal主編的《東方年夜思惟家》（Great Thinkers of the Eastern World）中收錄了佐治亞年夜學宗教系柯克蘭（Russell Kirkland）撰寫的“董仲舒”（Tung Chung-shu）條目。柯氏認為“董仲舒的思惟來自于某些經典文本概念（scriptural notions）；從某種意義上說，董可以被看作是一位宗教理論家”[27]。
另一部更有sd包養影響力的是由american上帝教年夜學哲學家柯雄文（Antonio S.Cua）主編，勞特利奇出書社（Routledge）于2003年出書的《中國哲學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該書收錄了由漢學家安樂哲（Roger T.Ames）撰寫的“董仲舒”（Dong Zhongshu,Tung Chung-shu）辭條。安樂哲認為董仲舒的學說其實是以儒學為主干博采眾長構成的。董仲舒主張的“獨尊儒術”其實是從戰國就開始直到秦漢才完成的政治統一（政權）、經濟統一（貨幣、度、量、衡）的歷史年夜佈景之下實現的文明統一。根據董仲舒的觀點，天、地和人三者是一種共生（symbiotic）關系，因此才有了“天人感應”。“霸道通三”，君王效法天道才幹實現六合人的和諧，否則上天就會降下災異示警。儒家通過對這些天然現象的解釋可以部門實現對皇權的制約[28]。
（二）研討董仲舒的專著
西文中較早出書專門著作介紹董仲舒思惟的有德國漢學年夜師傅蘭克（Otto Franke）1920年在漢堡出書的《儒家學說和中國國家宗教的歷史研討：〈年齡〉和董仲舒的〈年齡繁露〉中的問題》。這是東方研討董仲舒的第一部專著，幾乎觸及關于董仲舒和《年齡繁露》的一切主要問題，遭到了學界的關注和高度贊賞。他認為《年齡公羊傳》是董仲舒思惟的重要來源。董仲舒的著作在長安和洛陽的動亂中散佚了，能夠有非董仲舒的文字后來摻進了《年齡繁露》[29]。
1932年，時任中山年夜學文學院院長吳康（Kang Woo）的法文著作《年齡政治學說》（Les trois théories politiques du Tch’ouen ts’ieou,interprétées par Tong Tchong-chou d’après les principes包養甜心網 de l’école de Kong-yang）在巴黎出書。此書是吳氏于20世紀20年月后期在巴黎年夜學完成的博士論文，內容分為兩部門：第一部門講述董仲舒的出身、著作及《天人三策》中的政治思惟；第二部門討論《年齡繁露》中發揮的年齡公羊政治學說，重要是“三世”“王魯”和“三統”三個理論。作者認為儒家的政治思惟以公羊學為大批，于治道有利；“天人感應”是董仲舒政治學說的基礎，可是與公羊學說沒什么關系。吳康還認為至多到東漢末年，《年齡繁露》尚未成書。包養網ppt康有為了解《年齡繁露》的個別章節在流傳中存在著真偽問題，可是某些章節尤其是關于《年齡公羊傳》的闡釋是反應董仲舒思惟的主要證據[30]。政治學家蕭公權（1932）曾在《清華年夜學學報》上評論此書，認為“包養網推薦天人感應”也體現在公羊傳的政治學說里，但不認可董仲舒的學說中含有“王魯”的思惟[31]。魯唯一（Michael Loewe）也沒有在董仲舒的對策和其他著作中發現應用此理論解釋歷史[32]。
東方學術界經過長時間的積淀之后，活著紀之交出書了兩部研討董仲舒的力作。其一是1996年，american桂思卓傳授（Sarah A.Queen）在劍橋年夜學出書社出書的《從編年史到經典：董仲舒的年齡詮釋學》（From Chronicle to Canon: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according to Tung Chung-shu）[23]。2010年，朱騰對此書的譯本在中國政法年夜學出書社出書了，這本書也成為海內董學研討作品中為數未幾的被翻譯為漢語的著作[33]。此書原是桂思卓在哈佛年夜學歷史與東亞研討所包養條件的博士論文，其寫作獲得了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杜維明（Tu Wei-ming）和葛培理（William Graham）三位年夜師的指導。作者指出“董仲舒既包養條件是一名學者，又是一位權要。對其理論體系的解讀應當與他所遵守的詮釋性傳統逐一包括的諸種幻想和倫理觀逐一聯系起來，也應當與某種政治人格和政治戰略（這種政治人格和政治戰略界定了他意欲影響的政治世界）聯系起來”[23]。該書甫一出書就獲得了奧爾岡年夜學歷史系傳授杜潤德（Stephen Durrant）[34]、威斯康星年夜學中國思惟史傳授齊思敏（Mark Csikszentmihalyi）[35]、法蘭西學院中國思惟史傳授程艾蘭（Anne Cheng）[36]、法國遠東學院漢學家呂敏（Marianne Bujard）[37]等有名學者的關注和評論。
該書分為兩部門。在第一部門，作者從董仲舒的生平、董仲舒的著作流傳和《年齡繁露》的作者三個視角審視《年齡繁露》的靠得住性。為了梳理董仲舒的著作，桂思卓不僅用了應用比較多的《年齡繁露》《史記》《漢書》等資料，並且從《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古文苑》《承平御覽》等文獻中尋找相關的只言片語，然后將這些資料條分縷析，彼此質證。為了更好地展開研討，她還將每一章每一段落進行編碼、統計字數，計算了主包養網VIP要術語出現的次數。在此基礎上，桂打破了《年齡繁露》的傳統章節順序，將其分為“解經”“黃老”“陰陽”“五行”和“禮制”五編。作者認為，“包養管道《年齡繁露》是一部涵蓋多種論調的匯編性著作。第一種論調展現了董仲舒的學說……第二種論調來自于董仲舒的后學……第三種論調最為輕微，它對董仲舒思惟的批評回蕩在《年齡繁露》所支出的諸種駁斥中”。具體而言，“黃老編”中有良多特別詞匯，這些詞匯很少在其余各編中出現。即便再現，意義也往往分歧。好比此編中的“德”多指道家的才能（potency）概念，而非儒家的包養app品德（moral virtue）概念。并且這部門文本多贊成無為而治，反對積極有為。不過，正如杜潤德（Durrant）[34]、齊思敏（Csikszentmihalyi）[35]、程艾蘭（Cheng）[36]的評論中提到的，作者判斷有關文本能否真為董仲舒著作和將各章化分到各編的根據并沒有給予充足的闡釋。
在本書第二部門，桂思卓探討了對年齡公羊傳的詮釋和經典化問題。桂思卓分歧意東方認為“儒家是缺少宗教特徵的人文傳統”這一觀點，認為儒家的主張是“天人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本體統一性”。而“經典自己必須被當作一種宗教現象來懂得。……神圣的經典只能在它與某個特定人類群體的關系中存續，而這個特定群體則依托具體的歷史佈景賦予經典以特定的腳色和理念”。《年齡》是比較簡要的作品，但讀者“幾乎擁有無限的權力和創造力”往解釋它。君主應當遵守天道，但天道只能通過經典和災異示現。而儒家士年夜夫就可以通過對經典的闡釋而對君主實現必定的制約。《年齡繁露》中說：“天之生平易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平易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平易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平易近者，天奪之。”“董仲舒將天的宗教權威、《年齡》的經典權威、公羊學的經學權威與當時的政治問題聯系起來，并試圖以此改革秦時已泛濫開來的帝國權力的無節制行使。”是以作者認為中文的“經”翻譯為英文的“scripture”（圣典）比翻譯為“classics”（經典）更為合適。
2011年，劍橋年夜學有名漢學家魯唯一（Michael Loewe）在荷蘭的博睿（Brill）出書社出書了《董仲舒：“儒家”遺產與〈年齡繁露〉》一書[32]。2017年9月，噴鼻港中華書局出書了戚軒銘、王玨和陳顥哲的譯本[38]。此書出書后，獲得了《年齡繁露》的英譯者之一John S.Major[39]、american西肯塔基年夜學哲學宗教學傳授方破（Paul Fischer）[40]、american俄克拉荷馬州立年夜學傳授Garret Olberding[41]等學者的評論和贊揚。Major預言“將來任何對漢代思惟生涯的研討都不得不援用此書”[39]。本書包含兩年夜部門：第一部門是董仲舒的歷史佈景、生平，和董仲舒的著作及其主題；第二部門是介紹了《年齡繁露》的流傳、各章的內容、著作的主題和問題，并對《年齡繁露》的第二十三章《三代改制質文》進行了深刻探討。
學術界普通認為，董仲舒是西漢最主要的思惟家，漢武帝就是因為聽了他的建議，才采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可是魯唯一經過歷史事實考據、文獻文本梳理和概念命題剖析等方式研討董仲舒的生平及其著作，提出了具有顛覆性的觀點。作者認為，《年齡繁露》囊括了分歧的思惟，有的出自董仲舒，有的出自后世學者。“從研討現代文獻的廣泛標準來看，現在很難再承認董仲舒是整部今本《年齡繁露》的作者”。《承平御覽》等唐代及后世叢書在征引時區分了董仲舒之言和《年齡繁露》之言，從征引情況看，缺乏以證明董仲舒是整部書的作者。劉向、劉歆父子都沒有提到過《年齡繁露》。但此書中，觸及《年齡公羊傳》的部門很能夠出自董仲舒之手，或記錄了他的思惟。
別的，魯唯一認為沒有證據顯示董仲舒是一位足以擺佈朝廷決策的高官重臣，也很難證明他的思惟被時人所接收。“一向到清代，將董仲舒譽為思惟領袖的論調都是極少的。從文獻包養女人中很難看出人們已經廣泛承認董仲舒具有這樣的學術位置，他只是一個學者，提出了一些觀點罷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太能夠是漢武帝接收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的封建統治政策，儒家也沒有被官方用來減弱其他學派的影響。一向要到東漢時，這樣的較完全的國家儒學系統才逐漸樹立起來，而儒家學說真正發揮效率至多要比及唐代。至多在西漢的歷史文獻中并不克不及找到證據證明在董仲舒的時代，“儒學”已經成為一種管理蒼生的幻想或方法，或是壓倒其他各家而獲得了“勝利”。
除了這幾部已經公開出書的專著外，東方高校還有若干尚未正式出書的研討董仲舒的博士論文。
田則岳（Tain Tzey-yueh）于1974年在american加利福尼亞州立年夜學洛杉磯分校完成了題為《董仲舒的思惟體系：來源和對漢代的影響》（Tung Chung-shu’s System of Thought:Its Sources and its Influence on Han）的博士論文。該文研討了董仲舒思惟的來源和對漢代的政治影響[42]。
現在american東北年夜學任教的戴偉生傳授（Steven Craig Davidson）在有名學者林毓生的指導下，于1982年在american威斯康星年夜學麥迪遜分校完成了題為《董仲舒和帝國儒學的來源》（Tung Chung-shu and the Origins of Imperial Confucianism）。該文重要論述了帝國儒學的形而上學和認識論，及儒家政治品德哲學，認為帝國儒學要將天然機理的新觀念與前儒家的目標論，法家的功利主義與儒家的道義樹立聯系。作者認為作為帝國儒學發言人的董仲舒雖然對包養站長這幾種觀點已經被證明的相容性有信念，但這幾者之間存在一種懦弱的緊張關系，要想達到和諧，并不不難[43]。
曾任臺灣american商會會長和噴鼻港american商會會長的魏理庭（Richard R.Vuylsteke）于1982年在夏威夷年夜學獲得博士學位的論文是《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的政治哲學：一個批評性論述》（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ung Chung-Shu(179－104 BC):a Critical Exposition）。該研討認為，董仲舒的哲學主張一個由無限君主統治的穩定社會次序，但也要給個人行為保存不受拘束的空間，使其可以自立而精致地參與社會而獲得個人創造力[44]。
1991年在加拿年夜英屬哥倫比亞年夜學獲得博士學位的Gary Arbuckle所作的題為《還原董仲舒（公元前195－前115年）：一個歷史和哲學的重構實驗》（Restoring Dong Zhongshu(BC195－BC115):an Experiment in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Reconstruction）的論文雖然尚沒有正式出書，但已經被良多人援用，并獲得了較好的口碑。該文分為四部門：在第一部門，作者盡能夠詳盡地探討了董仲舒的生平，通過確定三次對策的時間來確定董仲舒生平時間表上年夜部門的時間。在第二部門，作者盡量應用真實靠得住的資料，探討了董仲舒的思惟。作者發現，董仲舒的歷史循環理論能夠對漢朝的統治未必滿是功德，因為他預示著漢朝必定滅亡的將來。在第三部門，作者追述了何休和董仲舒兩至公羊學傳統，并且證明這兩支傳統是彼此關聯的，并且這些思惟都影響了后來的王莽及東漢朝廷。在第四部門，作者探討了《年齡繁露》的歷史、結構和理念等，認為不是一切的內容都是董仲舒的作品，但有關陰陽、郊祭的部門內容很能夠來自于董仲舒。Arbuckle還為拓展董仲舒研討供給了幾個有興趣思的建議，好比研討董仲舒與主父偃和公孫弘的關系，研討王充對董仲舒的態度，研討公羊思惟與尚書和緯書思惟的關系等[45]。
（三）研討董仲舒的論文
除了以上專著和對這些專著的評論外，東方學術界還有幾篇研討董仲舒的專題論文。
呂敏（Marianne Bujard）的《董仲舒的人生：謎題與假說》（La vie de Dong Zhongshu:Énigmes et hypothèses）根據《史記》《漢書》和《資治通鑒》等史籍，考證出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98年，這時間早于中國年夜部門《中國哲學史》教材中認定的公元前179年；董仲舒在公元前134年對策，在公元前128-前126年間被判逝世罪，但尚沒有充足證據證明董仲舒逝于公元前104年[46]。
關于《年齡繁露》能否為董仲舒所作歷來有良多爭議。即便是蘇輿也不認為每一章都是真實的[47]。Arbuckle的《關于〈年齡繁露〉真實性的一個注解：〈年齡繁露〉第七十三篇〈山水頌〉的時間問題》（A Note 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Chunqiu Fanlu年齡繁露:The Date of Chunqiu Fanlu Chapter 73″Shan Chuan Song山水頌”）雖然堅持《年齡繁露》是匯集了分歧作者的文章的年夜雜燴，但通過對《年齡繁露》中《山水頌》與劉向《說苑》中有關文字進行比較，證明了《山水頌》很年夜能夠出自董仲舒之手[48]。
慶松光雄[49]和戴君仁[50]都不認為《年齡繁露》中關于五行的各篇文章是董仲舒所做。1993年，Arbuckle在《五帝還是一天子？董仲舒資料中一個有問題的段落》（Five Divine Lords or One(Human)Emperor?A Problematic Passage in the Material on Dong Zhongshu）一文中通過對《漢舊儀》中一個關于“求雨”的段落與其他古籍的對比剖析，證明這段話存在文字錯誤，與“五帝”無關，也在必定水平上證明了慶松光雄和戴君仁的觀點，當然這段話也證明了董仲舒在他去世后依然存在宏大影響力[51]。
陰陽思惟是中國哲學的主要思惟。american羅耀拉·瑪麗蒙特年夜學（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的哲學傳授王蓉蓉（Robin R.Wang）在《董仲舒對“陰陽”理論的轉型與性別認同的論爭》（Dong Zhongshu’s Transformation of”Yin-Yang”Theory and Contesting of Gender Identity）一文中認為，董仲舒是第一個將陰陽理論整合進儒學的主要思惟家。董仲舒將中國傳統哲學中陰陽的“和”（harmony）關系轉型成了“合”（unity）包養網單次的關系，這也形成了陰陽之間對“序”（order）的需求。同時包養意思，董仲舒也是第一個將人道與陰陽結合起來的哲學家。人的“性”（human nature）和“仁”（benevolence）屬于“陽”，而人的“情”（emotion）和“貪”（greed）則屬于“陰”。對陰陽這種本體論的解釋，也就請求陰陽不成能有同等的位置，也就決定了女性要服從于男性[52]。
Arbuckle的《不成防止的變節：董仲舒的歷史循環理論和使漢朝天命掉效的晚期嘗試》（Inevitable Treason:Dong Zhongshu’s Theory of Historical Cycles and Early Attempts to Invalidate the Han Mandate）一文認為董仲舒試圖通過徵引上天的氣力來限制漢朝的統治者。作者將董仲舒的“三統”（黑、白、赤）、“三教”（忠、敬、文）和“四法”（文、質、夏、商）整分解一個兩階段、六部門的歷史周期論。根據這個理論，漢朝能取代前朝，也必定會被后朝所取代[53]。
董仲舒對中國法制思惟的主要貢獻是其年齡決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獄的思惟，但不幸的是有關著作已經散佚了。魯唯一（Loewe）在《作為顧問的董仲舒》（Dong Zhongshu as a Consultant）一文中對這些佚文及其在法令文件中的位置等問題進行了梳理。作者除了梳理了有關歷史文獻外，還梳理了早先考古中發現的法令文書，并詳細探討了九條法令意見能否出自董仲舒[54]。田納西年夜學歷史系傳授陳立強（Charles Sanft）的《反思董仲舒的年齡決獄：論作為更早實踐發展的主觀狀態下的法令好處和親親相隱的特權》（Dong Zhongshu’s Chunqiu Jueyu Reconsidered:On the Legal Interest in Subjective States and the Privilege of Hiding Family Members’Crimes as Developments from Earlier Practice）一文則考核了漢代法令決定的主觀原因和對親親相隱特權的尊敬。作者認為這兩條其實是從秦代的法令實踐繼承而來，并非出自董仲舒的影響[55]。
三、東東方董學研討的分歧特點與學術交通
通過閱讀東東方的董學著作可以發現，東東方的學術研討存在著明顯分歧的特點。分歧特點的存在使得東東方的董學研討有彼此交通的需要。
學術研討基礎可以分為學問和思惟兩塊。東方學者往往比較重視學問，不會輕易提出思惟，而中國學者則存在重思惟輕學問的明顯偏好。東方學者做學問，往往是從古到今、上天進地，只需是有關的資料都要彙集到。著作之后往往列出長長的參考文獻，頁腳有良多注釋。在堅實的資料基礎上，再條分縷析，一個步驟步得出本身的結論。在剖析資料的時候，還往往采用編碼、計數等比較科學的方式。這種踏實研討得出的結果往往比較靠得住。而良多中國學者做學問往往提出一年夜堆的思惟觀點，卻經常缺少資料支撐和邏輯論證。結果就是，我們出的文章世界第一，但良多文章寫完了就逝世了，發表后基礎沒有人援用。而東方學者寫的著作，至多是已經發表的研討董仲舒的著作都被援用過。
影響學術研討的還有社會現實。董仲舒的學說起首是為了應對漢初的社會政治問題。他最主要的學問年齡公羊學之所以在清末平易近初復興，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面臨著“三千年未有之年夜變局”，中國知識分子盼望能在傳統聰明中尋找救國之道。這種關注現實的精力是中國學者的優良品質。而東方學者則往往是為學問而學問，很少關注社會現實。公羊學和儒學對于他們來講也就成了客觀的研討對象，跟用福爾馬林泡的尸體沒有區別。等他們走出書齋，董仲舒也就跟沒存在過一樣。
東方學者這般不問世事的確欠好，但研討太受社會現實和個情面感影響也未必是功德。與董仲舒相關發行量最年夜的作品是河北景縣董故莊年夜隊黨支部1974年在《紅旗》雜志上發表的《林彪和董仲舒是一個窩里的蝎子》，中國任何一個鄉鎮級別以上的黨政機關都會收到這篇文章[56]。文章的作者能夠最基礎不懂董仲舒，既然可以捉住這個機會跟上“批林批孔”的年夜潮，那就批批吧。再來看當今洶涌彭湃的“國學”復興海潮，又有幾多人是從心里真的喜歡，又有幾多人是為了分歧的好處跟風而進？《林彪和董仲舒是一個窩里的蝎子》之類的文章在歷朝歷代都有，但能流傳后世遭到千秋稱頌的又有幾多？
雖然做學術研討，對研討對象有必定的感情是不成防止的，但這種感情不克不及泛濫。在當前這個“國學”年夜盛的新時代，有的學者對所謂的“圣賢”或“圣賢”的話已經掉往了客觀剖析的才能。王蓉蓉（Wang）[52]、陳立強（Sanft）[55]、魯唯一（Loewe）[32]的著作雖然另有可探討之處，但當代學人能有這般甦醒包養網比較、感性頭腦之人卻沒有幾多。
因為分歧學者的佈景分歧，看問題的視角就會分歧。為了構成對研討對象的周全認識，就需求進行交通。學術交通分紅三個層次。其一，學者個人層面的交通。學者之間的交通重要靠書評、文獻綜述和評論來進行。東方關于董仲舒的專著出書后都有良多書評跟著註銷。書評的作者往往并非等閑之輩，好比程艾蘭（Cheng）[36]、許敏（Bujard）[37]、魯唯一（Loewe）[22]等。學者交通貴在以誠相待。這些評論往往很細很深，甚至一些翻譯錯誤也會提出，好比鮑格洛（Pokora）[11]、Arbuckle[19,20]、程艾蘭（Cheng）[36]、魯唯一（Loewe）[22]等。這些深刻而客觀的批評探討在中文的書評中并未幾見。相當一部門中文書評跟廣告差未幾，內容往往一年夜半是歌功頌德的詞句。這種風氣晦氣于中國學術程度的晉陞。
學術交通的第二個層次是學科之間的交通。研討董仲舒的東方學者往往是漢學系、東方語言系、哲學系、歷史系的傳授，基礎沒有研討東方主流現實問題的學者參與，學科的界線能夠會限制研討的廣度。而中國的董學研討者則來自五湖四海，不僅有傳統的文史哲的學者，還有政治學、行政學、經濟學、治理學、教導學、醫學等分歧學科的學者參與進來。雖然我們研討的深度能夠需求進步，但我們研討的廣度值得贊賞，因為研討廣度和跨學科研討能夠蘊含新的學術增長點。
學術交通的第三個層次是跨國交通。我們可以看到海內研討董仲舒的學者雖然未幾，但廣泛分布在japan(日本)、法國、德國、瑞士、英國、american、加拿年夜等國家，可以說董學研討已經成為一門“跨國學科”。但時至今朝，尚未見過一篇文章對東方的董仲舒研討進行廣泛而深刻的元研討，這恰好說明東東方董學研討跨國交通的缺少。東方學者對中國董學研討著作的援用集中于那幾位年夜師身上。東方學者中除了桂思卓（Queen）的作品[16]在中國有十幾次援用外，基礎沒有被關注過。但我們可以看出，傅蘭克（Franke）[29]、吳康（Woo）[30]、田則岳（Tain）[42]、戴偉生（Davidson）[43]和Arbuckle[45]的作品都至多達到了中國當前的出書標準。我們完整可以做一個《海內董學叢書》將這些著作翻譯成漢語以西中文對照的方法，或以純漢語出書。當然桂思卓（Queen）[23]和魯唯一（Loewe）[32]的作品已經有了漢譯本，假如支出這個叢書還需求聯系漢語版權的問題。而本文中所列的關于董仲舒的西文論文也可以翻譯成漢語，結集成《海內董學叢書》的一冊《東方董學研討文匯》出書。當然，這套叢書也可以支出一些日文、朝鮮文和越南文等文字的董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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